当然，申时行认为的考成法就是催征钱粮之法，虽然确实是考成法重要一环，但在万历初期解决朝廷财政困窘局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差，主要就是受到土地兼并和征税困难的影响。
芦布没有说的很明白，但魏广德还是知道怎么个事情了。
他们有能力，有关系联合起来，汇聚出更强大的实力造反。
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训，考课制度更加严格。
张居正死后，阁臣申时行等人以为考成之法，不过催征钱粮、捕获贼犯、提问官员三事其实是有失偏颇的。
自此以后，冯保就对陆树声记恨上了，以为这位应该是花了大价钱才从张居正、魏广德这里得到举荐资格。
这些，也是魏广德自从见到张居正后琢磨出来的。
虽然文士以视钱财如粪土标榜自身清高，可入朝为官，还真不能再这样做。
是的，他选择暗中支持，而不是旗帜鲜明的表明支持的立场。
“刚才我问了下，有人说是陆尚书又被传到会极门接旨去了。”
通过建立制度，合理的向民间收取适当的税收，国家财富在支用之余还有结余，也就能富国强兵。
芦布答应一声，不过随即试探着说道：“稍微等等再送过去，可好？”
大明朝人浮于事，其实也只是后世的说法，实际上大明朝的官员数量是真不多。
盖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；不难于听言，而难于言之必效。
某罪当提问矣，或碍于请托之私，概从延缓；某事当议处矣，或牵于可否之说，难于报闻
臣居正当先帝时，曾上《便宜六事》，内《重诏令》一款，亦尝亹亹言之，随该吏部题复，欲各衙门皆立勘合文簿，事下各抚按官，皆明立程限，责令完报，然亦未闻有如期令而以实应者
查得《大明会典》内一款，“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门题奏本状，奉圣旨者，各具奏目，送司礼监交收；又置文簿，陆续编号，开具本状，俱送监交收。”
相比地方豪绅来说，小民的钱无疑最好抢。
若询事而不考其终，兴事而不加屡省，上无综核之明，人怀苟且之念，虽使尧舜为君，禹皋为佐，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
言官议建一法，朝廷日“可”，置邮而传之四方，则言官之责已矣，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。
其他建立王朝的开国皇帝，无一不是豪绅阶级，最起码也是朝廷的一个小干部。
其实造成这个的原因，就是王朝还是知道钱财的重要性。
魏广德不想如此，唯有成为张居正反对派的领头人，才有可能保全他改革的成果。
另外，由于民间滞纳课税的现象日益严重，不仅是课税业务，也导致了整个朝廷财政的不景气。
于是乎，冯保凡是有对礼部的诏谕，一些以前都只是传个话或者递个条子就可以办的事儿，非要隆重的把礼部尚书陆树声叫到会极门，正儿八经的传旨。
魏广德问的自然是陆树声生气的原因，这两天内阁可没有让礼部不满意的奏疏票拟，陆树声就算要发火，也不该把火力对准内阁才是。
太多人恨他，生前做不到，那就死后报复。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又一款，“凡在外司、府行门，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，填写底簿，送各科收贮，以备查考，钦此。”
张居正的考成法源于以前的考课制度，由于没有整肃朝廷的纪律，官僚腐败现象频频发生。
其实，治理一个国家，根本就在于财政。
虽然在此过程中，确实也让一部分百姓为此破产甚至被迫逃亡，但实实在在的，在考成法推出后，大明十三省拖欠税赋大减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好吧，朝廷家大业大，也不会在乎那么百十千两银子。
等芦布进屋后，魏广德把张居正的奏疏递到他手里，吩咐道：“你送回去。”
本衙门内的公文倒是不会受太大影响，但是跨衙门的公文就很难说了。
“是，老爷。”
再有之后的天下推行一条鞭法及为此展开的清丈田亩，补足了大明枯竭的财政。
每到国中有大喜事或者新皇登基，必然大赦天下，而赦免的不仅是一些罪行轻微的人犯，还有就是这些拖欠的赋税。
“适才礼部尚书陆大人气冲冲进了首辅值房，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儿。”
所以老话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他对此地豪绅网开一面，别的官员也会在他老家对自己的家族格外开恩，最终不是大家都得利，只有朝廷吃亏。
到了唐代，考课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善了，《唐令》中第一编就是“考课令”，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《职制》篇，可以看出对官员的考课已经法制化了。
现在，张居正终于要开始属于他的改革，魏广德不仅不会反对，还会暗中支持。
对此，不需要和张居正明说，大家心照不宣即可。
试想，只要能拖过几年，老皇帝一死，新皇帝登基，税钱就不用出了，这么有利益的事儿，谁会不想干？
而地方官员虽然是流官，可为了治下安稳，对此也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魏广德狐疑问道。
只是，当小民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后，为了王朝财政平衡，最终还是会对豪绅下手，而这就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“行，等人走了你再送过去。”
魏广德也不想沾上此事，于是对芦布吩咐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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